一部《水滸》對宋江竭盡美化之能事：無恥的叛徒被頌揚為梁山的“恩主”；腐敗透頂的皇帝的奴才被美化為“能救萬物”的“及時雨”；反動的投降主義路線寫成了上符“天意”下合“人心”的正確路線；受招安的醜劇被誇耀為梁山革命根據地的盛大節日。《水滸》通篇到底，對宋江及其修正主義、投降主義路線，全是歌頌，沒有批判。有人曾經認為《水滸》寫了宋江吃御酒而死的結局，就是對“投降主義批判”，事實並不是這樣。象《蕩寇志》那樣，寫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個個長命富貴，個個剝削有理，貪污腐化正確，固然是一種露骨的反革命歌頌；像《水滸》那樣，寫宋江以身殉投降主義路線，也是一種隱蔽的反革命的歌頌。它寫宋江對投降主義路線寧死也不動搖，毒酒入腸後，還不忘親手毒死”情分最重“的結義兄弟李逵，甚至寫宋江之死，竟然感召了不願投降的吳用自縊於墓側。就這樣，作者嘔心瀝血表現了宋江對投降主義路線的死而後已的忠誠，最後完成了這一個”全忠仗義”的投降派形象，達到了歌頌的頂點。
　　晁蓋、李逵、吳用、阮式三兄弟是好樣的，不願意投降。但是，這些革命派卻被貶低、被歪曲、被放在陪襯的地位。“屏晁蓋於108人之外”，便是《水滸》作者貶低革命派很隱蔽也很惡毒的一手。不論是在《水滸》成書前的《宣和遺事》和龔聖與的《宋江36人讚》中，還是在成書後的明人雜劇《豹子和尚》中，36人內都有晁蓋。可是，《水滸》作者把很多記載和傳說都篡改了。屏晁蓋108人之外，列宋江於108人之首，割裂梁山革命曆史，把他作為主要人物來歌頌，甚至把元曲中的晁蓋打祝家莊，也偷換成為宋江打祝家莊。成書前的很多記載傳說都是說晁蓋反皇帝，宋江不反皇帝，一直到明末張岱的《水滸牌四十八人讚》還是說晁蓋“盜賊草劫，帝王氣象”，說宋江“忠義滿胸，機械滿胸”。正是因為這樣，所以《水滸》貶晁揚宋，其目的就是為了突出投降派，宣揚投降主義。
　　《水滸》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作品，是一部反面教材。但是，以往對《水滸》的評論中，有很多由於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，否定階級鬥爭，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下，追求“和為貴”的錯誤思想，對宋江作了錯誤的評價，看不清《水滸》宣揚投降主義的總傾向，分不清路線是非。買辦文人胡適曾經用唯心論的觀點來研究《水滸》，給一些人的影響是很壞的。胡適從1920年起寫了幾篇關於《水滸》的文章。他站在帝國主義奴才的立場上，極力迎合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口味，用“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”的唯心論的實用主義方法，歌頌宋江是永不會磨滅英雄人物“。在當前深入開展對《水滸》的評論中，有必要結合批判胡適的唯心論，肅清其流毒。
　　《水滸》評論的曆史和現狀，充分證明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。劃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，歌頌革命派，反對投降派，讓我們通過對《水滸》的評論和討論，進一步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銳利武器，在上層建築領域內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，把反蘇防修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。